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编者按

作者陈平原，195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研究方向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等著作。曾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等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我1984年秋天到北大念博士，那时，备受北大中文系师生尊敬的杨晦先生已去世一年多。虽没有直接拜谒的机缘，但我日后不断在历史资料及回忆文章中与其相遇，因此在好几篇论文中提及。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北大教授、五四老战士杨晦先生（1899—1983）诞辰120周年，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在我看来，杨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北大中文系主任，更是有数的极具代表性的五四老战士。下面依次略为评说。

一

作为学科设置，“文艺学”在1949年前各大学的中文系里，可有可无，其地位远不能跟“文学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学”因其旗帜鲜明，最能体现新的意识形态，一跃成为大学中文系最重要的课程。此门课不仅不能缺失，而且在中文系各学科中排名第一（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国语言文学”（0501），各二级学科的学科代码分别是：050101文艺学，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一直到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这一学科重心的转移，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文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讨论这个问题，除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还得考虑苏联文艺理论及教育体系的影响。

19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一边倒，全力以赴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教育领域，从院系调整到学科设置，再到具体的理论主张，都尽可能地“苏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邀请苏联专家讲课。1954年4月起，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班开课，主讲人为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听课的除本校教师及学生外，还有各地来的进修教师。五十年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几种文学理论教材，都得益于这一课程。“毕达可夫的授课及后来出版的《文艺学引论》强调文艺的阶级性，突出文艺和革命事业的联系，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化倾向，存在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弊病，但也给当时中国的文艺学建设确立了新的体系，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参见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史》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这个声名显赫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的班主任，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作为五四时期的激进学生，曾参与火烧赵家楼的杨晦，在北大时读的是哲学，热心钻研西欧戏剧，工作后曾“自学德语，以便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参见冯至《从癸亥年到癸亥年——怀念杨晦同志》，《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抗战中又靠近共产党，在重庆时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积极争取入党。正因为是“红色老教授”，杨晦方才敢在为毕达可夫书撰写后记时，提醒大家，苏联专家“所讲的只能是从苏联方面出发，所能运用的也多是苏联的文艺理论成就”，故“必须避免教条主义的套用”（参见吕德申《纪念杨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178—182页）。如此清醒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这也是北大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且逐渐向中国古代文论转移的重要缘故（参见吕德申《杨晦的文艺理论遗产》及张少康《杨晦先生与北大的古代文论学科建设》，分别载《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18—32页、83—89页）。

二

多年前，我撰写《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提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刊行由北大中文系学生及部分青年教师撰写的四册《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主要批判对象便是游国恩、林庚、王瑶。表面上，195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秋天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直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杨晦，似乎一直春风得意。可阅读相关校史资料，以及同事和弟子撰写的纪念文集，发现这位五四老战士相当清醒，政治运动中从不主动整人，还常给正在兴头上的年轻人泼冷水，让其不要迷失学术方向，这点殊为不易（参见《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杨晦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杨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谈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命运影响极大的“思想改造”，兼及当初的失意者与得益者，这样的论述方式，虽然不太顺畅，但更能呈现此“大时代的悲喜剧”。只要想起杨晦早年译《悲多汶传》、《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一直到晚年都还在坚持五四理想，可又不得不卷入各种政治批判，当更能理解世态的复杂及人生的曲折。

提及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单独这么引述，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杨先生看不起搞创作的。殊不知，这位教文艺理论的名教授，本身就是著名的剧作家。多年前，我在《“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中，为这句话加注：“杨先生的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这句话不是杨晦先生的独创，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也有类似说法。站在语言学家罗常培的立场，这么说就更好理解了。

在《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收入《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6）一文中，我又做了补充：“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办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三

我曾经提及五四是干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追忆及纪念“五四”的主力，毫无疑问是当年的北大在校生。出于私心，在《“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201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中，我关注中国文学系诸君的“五四记忆”——包括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1917级的杨亮功、郑天挺；1918级的成舍我、孙伏园。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如何追忆，怎么阐发，可借此观察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北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点上，还得注意英文门的罗家伦、哲学门的杨晦等，他们也都有很好的回忆文字。

北大哲学门1917级学生杨晦（本名兴栋，号慧修），乃“火烧赵家楼”的直接参与者。1920年从北大毕业后，到沈阳、太原、河北、山东等地教书。1925年秋，在北京与冯至、陈炜谟等组织文学团体沉钟社。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执教于北大中文系，长期担任系主任，每当五四纪念活动，常被要求发言，于是有了以下谈论五四的七篇文章：《用学习来纪念五四》（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新与旧，今与古》（《文艺报》1959年8期）、《回忆五四运动，深入批林批孔》（1974年5月5日《光明日报》）、《回忆五四运动》（《山西青年》1978年5期）、《五四的道路》（《北京文艺》1979年5期）、《追求真理的渴望——北京大学杨晦教授谈五四运动》（1979年5月4日《光明日报》）等。

我撰写《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提及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以及进入东交民巷受阻，改变原计划，杀向赵家楼的心理状态，引用杨晦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讲到火烧赵家楼，四十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杨文虽“政治正确”，可惜没提供新证据，史学界一般都承认是学生放的火。杨先生谈五四文章有个特点，提供许多细节，不一定准确，但值得仔细玩味。

1979年5月4日的《光明日报》，除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爱国运动》二书，重点还是在北京大学。第二版发表本报记者采写的长篇文章《追求真理的渴望——北京大学杨晦教授谈五四运动》（邓加荣），第三版则在通栏标题“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下，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六篇北大学生谈“五四”的文章。作为长期活跃在学界与文坛的五四老人，每到重要纪念日，杨晦都有义务发言（发表署名文章，但不一定亲自撰写）。我注意到他谈五四的文章不太高调，前后立场基本一贯，没有随时局变化而左右摇摆。借用最后一次露面的文章题目——“追求真理的渴望”，用来概括这位五四老战士的一生，我以为是恰当的。

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波诡云谲的政治及文化氛围的人，大概都能理解，作为“守土有责”的行政领导，杨晦先生在学术、教育与政治方面多有杰出表现，且没出现大的缺失，这点殊为难得。这也是今天北大老教师深情缅怀他的重要原因。

最后说一句闲话，杨铸兄将父亲杨晦先生的珍贵手稿及往来书札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个善举。但依我的经验，珍贵文献一旦入藏图书馆或博物馆，基本上都是一入侯门深似海。最好能由北大中文系联合现代文学馆影印一个小册子，选录若干特别要紧的，既留作纪念，也广为传播。